小岛经济学

本文为《小岛经济学》的读书摘录，按主题整理。下文的经济判断与“目前”“今天”等时间表述保留原书的观点和写作背景。

摘要 #

2007年，当世界聚焦于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经济灾难时，经济学家们拿出的解决方案令人瞠目：为了解决债务危机，我们必须负债更多；为了经济繁荣，我们必须花钱消费。这样的解决方案无疑是荒谬的。然而，这些由英国学者凯恩斯提出的理论得到了国家权力中心和社会理想主义者的赞同。

凯恩斯的核心观点是：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可以通过扩大货币供给和财政赤字缓和自由市场的波动。与之相反的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观点：经济衰退是经济繁荣期所做出的错误决定的必要补偿，经济迅猛发展过后必然会有一个相应的衰退期，政府不应该通过低利率刺激经济的恢复。20世纪时，这两种观点发生了冲突，而由于凯恩斯主义提出了解决经济萧条的一种途径，奥地利学派只是在主张避免虚假的繁荣，因此凯恩斯主义得到了政府和大众的广泛欢迎。在之后的经济萧条中，大批将凯恩斯主义视为真理的经济学家们施展拳脚，大量发行货币，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消费、投资和信贷扩张。不幸的是，这些措施并没有挽救经济萧条，反而导致了更大规模的通货膨胀。

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说服了全球很多国家支持建立以美元和黄金为核心的固定汇率体系。由于美国保证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这个计划得到了广泛赞同，美国也因此拥有了世界上80%的黄金。然而，美联储中的凯恩斯主义者造成的长达40年的通货膨胀导致与美元直接挂钩的黄金价格严重下跌。这种错位的现象造成了众所周知的“黄金外流”。1965年，由法国牵头，许多国家纷纷以美国联邦储备券（即美元）兑换黄金，以1932年的金价从美国手里买走了大量黄金，美国的黄金储备迅速减少。

1968年，林登·约翰逊总统的几位经济顾问声称，那次黄金外流并非由低价出售的诱惑力所致，而是因为外国政府担心美国的黄金储备不足，无法支持本国所持有的流通货币，也无法与外币进行兑换。为解决这个令人焦虑的问题，约翰逊总统的众多金融专家纷纷献计，建议将法定用于支持本国美元的25%的黄金储备转为外国美元持有者的备用储备。他们认为，这项额外的保护措施将会安抚外国政府，阻止黄金的继续外流。

作者的父亲欧文·希夫当时是一位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奥地利学派人士，他给当时的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约翰·托尔写了一封信，欧文在信中说，美国政府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强行摧毁现行的价格结构，将金价恢复到1932年的水平；要么调高金价，与1968年持平。换句话说，要调整凯恩斯主义导致的长达40年的通货膨胀，美国政府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紧缩通货，要么让美元贬值。

尽管欧文认为通货紧缩或许是重振美国经济最有效的做法，因为通货紧缩可以使美元恢复购买力，但他觉得经济学家们错误地将价格下滑当作灾难，而政府天生具有通货膨胀的偏好。出于这些考虑，他认为当权者至少要承认此前的经济下滑，并且降低美元对黄金的价值。在这样一个方案中，欧文觉得黄金的价格必须达到每盎司105美元。

欧文还担心另外一种可能性更大也更危险的选择：政府不作为（其实这也正是政府的选择）。当时的选择是，究竟是面对现实解决问题，还是将问题留给下一代人。当权者选择了将问题留给下一代人，而我们就是那下一代人。

托尔对欧文论证问题的基本逻辑印象深刻，他邀请欧文为黄金问题评估委员会全体委员做报告。在这次听证会上，来自美联储、美国财政部以及国会的高级货币专家们都证实，与黄金脱钩将会增强美元的购买力，降低金价，引领美国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阶段。

在其证词中，欧文却坚持认为，美元与黄金脱钩会导致金价飞涨。更重要的是，他还警告说，一种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货币会导致大规模通货膨胀以及无法持续的政府负债。但在当时，这种少数派的意见完全被忽视了，美国政府取消了金本位制。

与经济学家们的预期相反，额外的储备未能阻止黄金的外流。最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于1971年彻底切断了美元与黄金的联系。从此以后，全球经济体系完全建立在没有任何价值的美元之上。接下来的10年里，美国经历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黄金价格直逼每盎司800美元的天价。

这本书的故事围绕美国、黄金和美元讲述了很多经济学历史事件，包括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美国次贷危机、房地产泡沫、希腊债务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等。阐述了奥地利学派的基本观点，讽刺和抨击了凯恩斯主义。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告诉我们，即使是政府、经济学家、企业家，也并非完全理性，也会用谎言欺骗群众。我们需要批判性的思维方式，不能被鼓动性的言语所迷惑，在未看到本质前不要盲目服从和跟风。

生产力 #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能够带来许多益处，包括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物质财富、更高的生活水平。历史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往往来自于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迭代更新，这些工具成为资本设备，使用资本进行生产超出需求的产品就会带来储蓄，而这种剩余产品就是健康经济的命脉。

需求只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大多数人认为，给民众更多的钱就可以增加需求，从而刺激生产，但是这种做法并不能改变真正的需求，只有增加供给才能切实满足人们更多的需求。

贷款 #

一旦外部力量（比如政府干预）以各种理由鼓励或者要求储蓄者借出款项，而不考虑实际还款的可能性，这时贷款人就难免要承受较大的损失。这种有悖常规的做法只会浪费社会储蓄。各国政府满腔热情要做点儿好事，总想干预储蓄的借贷方式。它们通过诸多法律，使得某些贷款类型比其他类型更有吸引力。但是，政府并没有储蓄，只有个人才有！假如在政府的激励之下，贷款都流向了那些最终无法还款的个人或者企业（它们的确经常无力还款），那么这些损失就要由那些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创造储蓄的个人来承担了！

效率与通货紧缩 #

商品的价格下降并没有损害商户的利益。实际上，其他行业生产的产品的价格也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技术创新是一个单向的过程。除非人们失去记忆，否则生产效率必然会越来越高。因此，价格具有随着时间推移而降低的趋势。持续下降的价格还会鼓励民众储蓄，因为他们知道现在的货币将来可能更有价值。这样一来，人们的储蓄增加，也就有更多的资本可用于贷款、资本投资、生产，最终带来更多的消费。

就业 #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最低薪资法规增加了低端工人的薪资，但实际上，这类法规只是增加了这个人群的求职难度。如果一个员工能够提供具有一定价值的服务，比如每小时价值8美元，那么不管有没有最低薪资的规定，雇主都会心甘情愿地支付这笔费用。法律不需要对薪资负责，需要对此负责的是员工本人。但如果这位员工只能提供每小时价值6美元的服务，那么在8美元的最低时薪规定下，这个人想谋得一份工作是极其困难的。毕竟，没有哪位雇主愿意亏钱雇用员工。这样一来，最低薪资法规使得低技能员工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就业这件事就好比爬梯子，如果没有机会踏上第一级梯档，那些低薪资的员工也就无法获得继续向上攀爬所需的技能了。这一现状使许多人陷入生活拮据的窘境。那些将6美元时薪视为剥削的人在为自己的正义感而沾沾自喜，但诸位想一想，在时薪6美元的情况下就业总好过在时薪8美元的规定下失业吧。许多政客还喜欢自我标榜，认为自己促成了公平公正的工作环境，因为他们通过各类法规，要求雇主为员工提供强制休假、医疗保健、请病假以及休产假等各类权益，于是便居功自傲。但是在最低薪资制度下，使这些权益得以实现的是员工的生产力，而非那些法规。然而，这些要求却剥夺了员工的选择权：他们本可以在这些权益和更高的薪资之间做出选择，如果那些政客不强制雇主为员工提供上述待遇的话，他们是有可能拿到更高薪资的。诸如此类的规定，外加其他由雇用或解雇员工导致成本及法律风险增加的规定，只能导致越来越多的低技能劳动力漫天要价，从而把自己赶出就业市场。

有人认为，就业市场本身就有失公平，政府需要保护员工免受雇主的剥削。这种想法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存在误解，严重损害了劳动力市场的健康运行。

与自由社会中的任何交易一样，就业是一项自愿的活动。如果人们通过自食其力或受其他雇主雇用能够挣到更多的钱，就很少有人愿意接受或继续一项工作了。每个工作的人实际上都在经营着自己的生意，将自己的劳动力卖给出价最高的雇主。有时（拿自由的水池清洁工来说），他们将劳动力卖给不同的顾客；有时（就大多数工作者来说），他们只将劳动力卖给某一个顾客，即他们的雇主。水池清洁工能够自由选择，为出价更高的顾客工作（或者在他掌握了新技能后，转行做报酬更高的服务工作）。同样，上班族如果有机会，也可以跳槽，去追求薪资更丰厚的工作。上班族没有跳槽，就证明他们目前的工作可能是当前所拥有的最好选择。低报酬可能不尽如人意，但这并不意味着剥削。

一名员工的具体价值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需求（雇主是否需要这名员工所掌握的技能）、供应（有多少人具备这些技能）以及生产力（这名员工对那些任务的完成程度如何）。要想获得较高的薪资，这位员工必须提高其自身价值，要么掌握极少数人具备的急需技能（如医生），要么通过对本职工作精益求精来提高生产力，根本无捷径可走。

利率 #

政府不但制定法律，向某些贷款类型和人群倾斜，扰乱了信贷市场，还通过另一种更加根本的方式影响信贷流动：操控利率。在将近100年中，美联储（理论上是一家私有银行，但实际上却是美国财政部的延伸）一直制定基准利率，而美国的整个利率结构就是建立在基准利率之上的。

美联储调高或调低联邦基金利率并不会直接决定某家银行每种贷款的利率，但会影响整个市场走高或走低。通常，银行向大众收取的利率要高于它们支付给美联储的贷款利率。因此，当美联储调高或调低其基准利率时，企业和个人在借贷时就要多付或者少付一些钱。

美联储之所以被授予这一权力，是为了保证经济不论在繁荣期还是萧条期都能平稳运行。其理论基础是：美联储的经济学家可以运用集体智慧，推算出特定时段最理想的利率水平，从而使经济正常运行。

例如，美联储可以把利率降到足够低，这样企业和个人就更愿意借贷，以此刺激不景气的经济。而在经济繁荣时，由于过分的自信经常导致愚蠢的行为，美联储应该提高利率，这样人们在借贷时就会三思而后行。

这个机制有两个致命的缺陷。

第一，该机制的前提是：美联储的一小撮人要比数百万独立决断的民众（或者叫“市场”）更清楚什么是恰当的利率水平。但是，美联储跟利率没有任何关系。它既不产生储蓄，也不会因为贷款变成坏账而蒙受损失。积累储蓄的是民众，而且银行能否获利取决于自身的管理水平。如果没有这种关联，借贷必然是低效的。

第二，美联储的决定总是基于政治考量而非经济因素。因为低利率能够使经济表面上表现更好，降低还款压力，还能帮金融公司赚钱，所以很多人都喜欢低利率。谋求连任的总统往往鼓吹更低的利率，并对美联储施压。对于美联储的决策者来说，他们自然也希望自己被看作拯救经济的好人，而不愿被当作将经济推向低谷的吝啬鬼。

乐于看到高利率的社会成员（尤其是储户）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没人听取他们的声音。因此，社会上就形成了这种偏见，即利率应该很低，而不是很高。但是要记住，低利率会刺激借贷、抑制储蓄，难怪美国已经由一个储蓄者的国家转变成了借款人的国家。

而且，相对于储蓄供给来说，过低的利率会向借款人传达错误的信号，即经济状况良好、投资可行。因为消费并没有真正延后（如果利率顺应市场下滑，消费就应该延后），用于满足未来需求的投资就很难成功。结果就是虚假的繁荣过后紧接着出现巨大的危机，正如我们刚刚在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上经历的那样。

贸易与基础设施 #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只有在收益大于支出时，这种投资才有效果。反之，这些项目就是在浪费资源并阻碍经济增长。

目前，很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错误地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并不是可能带来长期收益的投资，而是增加就业和提振经济的直接手段。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远远不够。弥补这个缺口对于目前的经济状况而言无疑是一种负担。我们将来才能看到这些投资的收益，而且前提是投资必须成功。

在我们的故事中，借给自来水厂项目的182500条鱼就不能再用于其他能够创造就业岗位的投资项目了。其实那个机会不错。假如这些鱼被用在了一个毫无价值的项目上，比如阿拉斯加臭名昭著的“绝路桥”，那就浪费了岛上的储蓄，白费了250名工人两年的辛勤劳动。

在美国早期的历史上，类似自来水厂这样的项目往往是由私营部门发起的。然而，由于这些项目能否成功很难预料，在这个政府几乎控制了一切基础设施建设的时代，这样一个工程的融资、建设直到最后投入运营都由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公司完成，看起来很不可思议。但是在过去事实就是如此。

举例来说，纽约地铁基本上就是由私营公司建设的，而且在近40年的时间里都是由私营公司负责运营。虽然地铁的造价不菲，但还是实现了赢利。更值得一提的是，40年里车票价格从未上涨。

现如今，选民很容易相信大型公共设施都应该由政府运营，比如下水道、高速公路、运河和桥梁这些可以为所有人提供方便的设施。

政治家们成功地让民众相信，唯利是图的私营公司一有机会就会榨取民众的血汗钱。他们用来证明这些论点的证据多半都是从情感上煽动，引起民众的共鸣。其实我们更能确定的是，政府对于公共设施和服务的垄断几乎必然会造成效率低下和贪污腐败。

如果政府工程入不敷出且服务质量很差，自由市场的原则也无法帮助其走出困境。政府通常会通过提高税收填补漏洞。这样一来，不仅浪费了社会资源，也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在贸易上，人们也有同样的错误理念。自由贸易的反对者试图保护美国的就业岗位不受海外竞争的影响，但是他们忽略了进口的好处，忽视了限制选择范围对消费者造成的潜在损失。

比如，如果进口的T恤衫比美国本土生产的T恤衫便宜，那么美国人就可以在T恤衫上少花一些钱。省下来的钱可以用于生产别的东西，比如滑板。这对于美国国内的公司，比如优秀滑板制造商，是很有利的，对那些能够输送其最有价值产品的公司也是有利的。

可是美国国内那些制作T恤衫的失业工人怎么办呢？如果他们的雇主不能在生产T恤衫上找到竞争优势，这些工人只能去找别的工作。但是，提供就业岗位并非经济的目的。经济的目的是不断提高生产力。

保留无效率的劳动力和资本使用方式对整个社会是没有好处的。如果美国在T恤衫生产方面没有竞争优势，那么它就应该找到自己具有优势的行业。

如果通过贸易壁垒保护这些就业岗位，制造T恤衫的成本还是会居高不下，那么人们就没有更多的钱购买滑板（举例来讲），滑板制造商就会蒙受损失。所以，这种做法虽然保留了上述就业岗位，但我们却没有看到那些因此失去的潜在岗位。 浪费劳动力制造那些国外生产率更高的产品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我们专注于生产自己擅长制造的产品，就可以用它们换取别人擅长制造的产品，最终能得到更多。

当然，问题在于，因为有了那些人为设置的高汇率、高税率，以及工资法和劳动法，美国占优势的领域并不多。这个局面需要改变。

政府的职能开始改变了 #

我们前面讨论过，在美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通货紧缩持续存在。1913年，美联储成立。美联储发行纸币，承诺纸币持有者可以随时将其兑换成黄金，从而取代了当时流通的私营银行发行的钞票。其实，私营银行也做出了相似的担保。但是，自从美联储登上历史舞台，美国的物价就开始不断上涨。

成立美联储的最初目的是形成“弹性货币供应”。当时的设想是：美联储可以根据经济活动的情况，扩大或收紧货币流通量。设计者以为这样可以让物价保持平稳，不受繁荣或萧条的影响。

即便这一设想是个好想法，很明显美联储在这个任务上已经一败涂地。

在过去的100年里，美元损失了超过95%的价值。这可真够稳定的！事实上，美联储现在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产生足够的通货膨胀，从而使政府的支出大于税收收入。

在“大萧条”中，罗斯福总统决定让美元对黄金贬值。要想实现这一点，美国政府就必须控制整个黄金市场，而且美国政府还一度立法禁止私人拥有金币。后来，要将纸币兑换成黄金，人们只能去公正的银行，后来只能去公正的外国银行，再后来去哪里也兑换不了了。

美国人手里只剩下一种没有实际价值且可以随意增发的货币。这使得美国政府再也不必在支出和税收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也把美国经济引上了一条不归路，总有一天美元剩余的那点儿可怜的价值也会消失。

不断缩水的鱼就像货币一样 #

经济学家们非常成功地混淆了通货膨胀的起因，手段之一就是简化这个词的定义。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物价上涨就是通货膨胀。因此，如果物价没有上涨，就没有通货膨胀。

但是上涨的价格不过是通货膨胀的结果罢了！这就好比给气球充气，气球就会不断膨大一样。通货膨胀其实就是货币供应量增加，与其相反的情况即为通货紧缩，意指货币供应收紧。从另一方面来说，价格自身其实不会膨胀或者紧缩，只会上涨或下跌。所以膨胀的不是价格，而是货币供应。

凡是1990年以前出版的字典对通货膨胀的定义都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较新版本的字典的定义就开始松动了。不过，如果你明白通货膨胀的真正含义，你就会明白，就算货币供应量增加，物价也可以保持平稳甚至下降。

经济不景气时，人们会理智地选择停止消费。一旦这样，需求就会降低，物价就会回落。不过有时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够抵消这些因素，因为增加货币供应量会降低货币的价值。如果通货膨胀发生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物价会上涨（前提是货币发行的速度足够快）、保持平稳或者比正常情况下跌得慢一些。

但是，经济不景气时，物价需要下跌才能平衡经济局势。经济不景气时需要通货紧缩，物价下跌能够削弱低就业率的影响。然而，当代经济学家却认为，物价下跌会导致经济陷入需求崩溃的万丈深渊。他们忘记了一旦物价下跌到一定程度，人们就会开始消费。这个过程淘汰了不必要的产能，把物价调低到符合内在供求关系的水平。

通货膨胀人为地使物价居高不下，妨碍了上述过程发挥作用。

目前，许多政府应对经济衰退的本能反应便是造更多的货币。但是如果货币投入过多，这种手段就会同时带来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两大问题，导致“经济停滞型通货膨胀”的出现。20世纪70年代，这种现象最为突出。然而，现今的许多经济学家却一股脑儿地将20世纪那段插曲抛到九霄云外，坚持认为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根本不可能同时存在。他们认为，人们失业时，需求便会下降，价格也会随之下降，可他们却忽略了等式的另一边：一旦工作的人数量减少了，生产的产品也会减少，供应量便会减少。而物质匮乏会导致价格上涨。如果人们向这种并不明朗的经济状况中投入更多货币，必然会导致价格飞涨。

中岛帝国：远方的生命线 #

多年来，经济学家对美中关系的理解一直是错误的。大多数人认为那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双边关系：美国得到廉价商品和贷款，中国得到制造业的就业机会。然而，这真的是一种双赢的安排吗？

美国人占了便宜：他们不用生产就可以得到商品，不必储蓄就可以得到贷款。而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辛勤工作却不能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他们努力储蓄却得不到贷款。

这有什么好处呢？美国的低利率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外的高储蓄率造成的，大多数当代经济学权威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要记住，想要借贷，就必须先储蓄。所幸，对于美国来说，全球经济使得借与存的关系可以不受国境的限制。

到目前为止，美国手中的王牌一直是美元的地位。作为世界的官方储备货币，美元是一切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美国的贸易伙伴，所有人交易时都需要使用美元。所以，即便没有人购买美国的产品，人们也需要美元。而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这种运气。

外国人持有的美元很多都存在美国的银行里，因而又可以借贷给美国人。这么一来，美国人即使不储蓄也可以获得贷款。

人民币和美元紧密挂钩，这就要求中国公民至少要将储蓄的一部分兑换成美元。

如果没有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储蓄，美国人以及美国政府想要借钱就会很困难，他们将不得不承担高额的贷款利率。对于靠贷款推动的美国经济而言，利率偏高和信贷吃紧是一个致命的组合。

目前美国领导人和中国的冲突不断升级，在他们决定与中国划清界限之前，需要好好认清这条生命线。当然，既然这种关系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结束得越早，痛苦就越小，对美国人来说尤其如此。白食吃得越久，有朝一日没得吃时，就越是难以自食其力。

服务业是如何崛起的 #

过去10年里，全球经济失衡是大多数重量级经济会议上常常讨论的问题。虽然人们为此发表了无数的演讲，写过长篇累牍的报道，这个问题却丝毫没有得到解决。

全球经济失衡最明显的证据就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在美国历史上的多数时期，出口都大于进口，造成贸易顺差。在有些年份，尤其是接近20世纪中叶的时候，贸易顺差额还相当巨大。美国利用这些盈余在国内置办了更多资产，在国外也购买了不少资产。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末，贸易平衡被打破了。自1976年以来，美国开始常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

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贸易逆差的扩大。如果没有全球经济系统对美元的内在需求，任何国家都无法长期维持这种失衡状态。各家公司和各国政府都会拒绝用商品交换无法购买任何东西的货币。

在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的贸易逆差为100亿500亿美元，虽然数额巨大，但仍在掌控中。到了20世纪90年代，贸易逆差冲破1000亿美元关口。虽然数额大得惊人，但与美国巨大的经济总量相比，这个缺口相对不大。不过，一进入21世纪，情况就变得严重了。

21世纪的前10年是中国作为出口型经济大国崛起的10年。在这10年里，美国的贸易逆差平均每年都达到6000亿美元，2006年更是达到了令人咋舌的7630亿美元。这就意味着，每个美国人，不论男女老少，都要分摊2500美元。

幸好，2008年经济衰退开始后，美国的贸易逆差有所减少。但是，正如我们亲眼所见的那样，美国的政策很快终结了这种积极的趋势。

正常来讲，贸易逆差能够自我调节。

如果一个国家处于贸易顺差状态，也就是说其出口额大于进口额，就会在国际上形成对其货币的需求。如果你想要该国的产品，你就需要该国的货币。所以，强势的贸易地位会使一国货币坚挺，弱势的贸易地位会导致该国货币疲软。如果没有人想购买你的产品，也就没有人需要你的货币。

但是，一旦一国的货币升值，该国的产品也会相应涨价。这就给处于弱势贸易地位的国家提供了进入该国市场的机会。他们的商品销售得越多，国际市场对其货币的需求就越大。这股货币平衡力量会使脱缰野马般的贸易失衡得到控制。

然而，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以及中国政府保持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决定破坏了这一机制，使局势越发不可收拾。

近些年来，为了给其出口企业提供一种理论上的优势，多国政府广泛开展多项活动抑制其货币，这些活动引发了人们所说的“全球货币战争”。这是一种非常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对抗，因为对抗的目的通常不是除掉对手，而是干掉自己。

诚然，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行之有效的销售渠道卖掉更多的产品，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损失部分利润。另外，廉价货币同时也会提高进口成本，因为出口不过是补偿进口的一种方式。一个国家有意弱化本国货币，以此让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来补偿进口商品。这便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会下降。

“鱼本位”的破灭 #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人类曾把各种物品当作货币。食盐、贝壳、珠子和牲畜都曾流通一时，但是，最后金属（尤其是金银）成了最普遍的货币形式。这绝非偶然。贵重金属拥有货币的所有价值属性和使用属性：储量稀少、人人想要、质地均匀、性质稳定、延展性好。

即便人们不想用贵金属充当货币，贵金属依然因为有其他用途和储量稀少的特性而具有价值。

相反，纸币只有在足够多的人愿意使用纸币交换产品和服务时才有价值。因此，纸币的价值完全由人主观决定。由于纸币可以无限量地发行，并且没有内在价值，如果人们对纸币失去信心，它们就会变成一堆废纸。

虽然经济学家声称已经预见到了这一切，但事实上，从长期来看，我们并没有预见全球经济会建立在一种不可兑现的货币（通常称之为“法定货币”）的基础上。“法定”（fiat）一词来自拉丁语，字面含义为“让它做”（Let it be done）。我们用这个词是想表达纸币本身没有内在价值，是因为政府的命令而具有价值。

历史上不乏失败的例子：某些政府陷入财政困境，走投无路，于是把发行毫无价值的纸币的做法当作救命稻草。这些做法最终往往惨淡收场，国民损失尤其惨重。

这是因为，如果某个国家的邻国仍旧发行真实货币，而这个国家却想持续发行毫无价值的纸币，那是行不通的。外国人自然会拒绝接受毫无价值的纸币，最终国内就会出现买卖真实货币的黑市。

但是现在我们处于一个“镜中世界”，在过去的40年中，没有任何国家发行过真实货币。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货币实验。没人知道这个实验何时结束，结果又如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实验总会有结束的一天。

棚屋价格是如何涨上去的 #

现在，惨痛的事实告诉我们每个人，美国在房市泡沫膨胀和破灭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喜悦和痛苦。因此，我们必须铭记危机曾经近在咫尺，而绝大部分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和金融评论家都没能预见到灾难的来临。

这就好像一场5级飓风已经距离迈阿密海岸仅十几公里了，气象学家却没有预报一样。主流的经济学家有多么愚蠢，似乎不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了吧？

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能看出，2006年的房价已经高得离谱了。人们对房价的估计与对自身负担能力的估计脱节了。所有的数字都不对劲。然而，经济学家却想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理论，似乎能解释房价上涨的原因。

但是，人们没有看透这些吵吵闹闹背后的真正目的。政治家想要用虚假的繁荣维持选民高涨的自信心，企业想让消费者花钱购买他们负担不起的产品和服务，有线新闻网想通过描绘太平盛世赢得高收视率，银行、按揭贷款发放机构以及房地产经纪人想继续赚取费用和利息。这些利益集团雇用了大批的人粉饰这个最大最丑陋的骗局。而且，令人吃惊的是，人们真的接受了他们的解释。

那么，我们现在终于学会实际一些了，对吗？大错特错。即便在按揭贷款市场崩盘以后，人们仍然不明白政府政策是如何影响房价的。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斥巨资扶持下跌的房地产市场。这意味着政府和美联储对房地产市场的投入比危机发生前投入得更多。但是人们依然没有认识到，这些措施是如何支撑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并让我们以后摔得更惨的。

繁荣的房市对整个经济的影响至关重要。在房市繁荣的巅峰时期，房屋的融资、建设和装修成了美国经济的中流砥柱。然而，每个人都只看到了眼前的好运，却没注意到未来的损失。

不仅“炒房者”赚到了大量财富，普通房主们每年也通过“以小换大”贷款获得数千亿美元。如此一来，房产成了免税的自动提款机。人们用这些钱翻新房屋、度假、上大学以及买车和电子产品，总体生活水平比房屋升值前提高了。

但是，这些财富不过是海市蜃楼。

罗伯特·席勒在《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一书中写道，在1900~2000年这10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房价平均每年上涨3.4%（只比平均通货膨胀率略高）。这是相当合理的。物价与人们的购买力密切相关，这也是收入和信贷可得性的作用之一。

然而，1997~2006年，全美房价平均每年上涨19.4%，涨幅惊人。在此期间，收入却鲜有提高。那么人们是如何支付高昂的购房款的呢？这两个时期的区别在于信贷的多寡。后期美国政府制定了许多政策，贷款利率更低，获得贷款也更容易。但是信贷不会永远扩张，最终贷款条件会变得更严格。一旦信贷收缩，房价就不可能再升高了。

所以，房市达到巅峰时，多年来不断涌入经济体中的低息贷款停止了。即便在房市开始萧条之后没有其他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有问题的），没有了那些自由现金流，经济也一定会萎缩。为了恢复经济平衡，经济衰退不是必需的，却是必要的。

但是，当经济开始收紧时，立法者和经济学家不仅不认为这一过程是多年来银根松动以及过度消费的结果，反而把它当作问题本身。换句话说，他们错把解药当作毒药。

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一直都鼓励消费者像房市崩溃之前那样消费。但是钱从哪儿来？如果失业率上升，收入和房价下降，消费者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经济学家宣称，如果人们不能消费，政府就应该采取措施帮助他们消费。但是，政府也没有多少钱。政府所有的就是税收、贷款和自己印刷的货币。税金和借款只是将私营部门的花销或投资转嫁到政府头上，印制货币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政府将新发行的货币投入流通领域，必然会抑制老百姓手中所持货币的购买力。

最近一次经济崩溃之后的几年，印制货币的做法带来了巨大的贸易逆差，达到了每年一万亿美元。幸运的是，我们依然能够在公开市场上出售大部分债务，当然主要是针对外国买家。但是，美国也采取了更简单（也更不坦诚）的方式避免损失，即通过美联储将相当一部分债务卖给了美国自己。

但是，美国不会一直拥有这样的“好运”。最终美国政府只有两个选择：拒绝还款（告诉债主美国没钱，并商议一个解决办法），或者通货膨胀（印钱来还债）。任何一个选择的后果都很严重。拒绝还款还有可能彻底清算从头来过，是相对较好的选择。不幸的是，虽然通货膨胀在经济上影响相对较差，但是在政治上有好处。

情形怎么变得如此糟糕 #

一两年后，几份GDP报告（这些报告本身也许并不可靠）少有地出现正增长态势，一些经济学家向我们宣布，经济大萧条结束了，真正的经济复苏马上就要开始了。但此时，失业率仍然处于历史最高点，待遇优厚的制造业岗位持续减少，而薪资低、技术门槛低的服务业岗位则不断增加，许多美国人听到这样的好消息，也许会大吃一惊吧。

实际上，这次经济危机已经促使经济恢复平衡，这个过程会很痛苦，而且远未结束。2009年，美国的存款率多年来首次升高，贸易逆差在飙升10年后也开始萎缩。但是，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的刺激计划结束了这一进程。美国人本该回到与生产力相称的生活水平上去，但他们的计划制造了更加巨大的债务，从而延缓了这个过程。

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就在几年以后，巨大的债务终需偿还。从前那些繁荣的欧洲国家正中债务危机的子弹，到目前为止，美国还算成功地避开了这颗可怕的子弹。现在，美国暂时躲过一拳。不幸的是，美国的预算赤字年年增长，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濒临崩溃（一部分原因是婴儿潮一代退休引起的人口结构上的变化），所以这一拳迟早会来，而且会更有力。

美国政府没有显示出任何解决该问题的意愿。它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大幅削减政府支出的可能性，更别说尝试那样做了。奥巴马总统刚上任时，他要求“逐句”审查三万亿美元的联邦预算，以找出“无用的开销”，但这不过是作秀而已。结果只是节省了微不足道的170亿美元，还不到整个预算的0.5%。而那些提倡削减预算的人也遭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猛烈抨击。

如果美国政府不在财政上严于律己，美国的债权人（主要是中国和日本）迟早会要求美国那么做。债权人可以选择多种方式让美国就范，最有效的一招就是停止购买美国的国债。

目前，这些国家的处境与中岛帝国相似。一旦它们认识到不断向一个付不起账的顾客借钱是件浪费资源的事，就会改弦更张。那时它们就会把生产力集中到国内消费者身上，它们就能完全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了。

目前，国际上要求金融改革的呼声高涨，这些国家虽然也怨言不断，但它们还是继续借钱给美国。但是，它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现在美国一半以上的政府债务都卖给了外国政府，如果它们拒绝继续购买，谁来买美国的国债？美国国内可用的储蓄少得可怜，美国人自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等到那一天到来，美国有两种选择：拒绝还款或通货膨胀。不论选哪一个，由于购买力下降和利率升高，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都会急剧下降。

缓兵之计 #

从2010年起，全世界都将目光聚焦在一出慢动作戏剧上，这出戏就是将所谓“PIGS”（即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国家卷入泥潭的债务危机。这些国家都有着阳光充足的地中海气候、璀璨富有的历史以及待遇丰厚的社会保障体系，除此之外，它们还都是欧盟成员，其负债水平也都远远超出本国经济的发展。尽管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希腊却不幸成为这次危机的靶子。

就其经济状况的荒唐程度而言，希腊的确是个例外。据一份未经证实的财务报表（其中部分由美国投资银行高盛设计，该银行曾涉嫌金融欺诈）显示，希腊2001年获准进入欧元区，开始使用强劲稳健的欧元作为流通货币，作为回报，希腊要在欧元区严格的财政指导下发展经济。但是，南北欧之间政治独立与文化差异结合方式的大不同会导致严重的货币混乱局面，而那些一心想推行单一通货的设计师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尽管希腊从2004~2006年的房地产建设热潮中获益不少，但到了2010年，一个事实却越来越清晰：这个国家已经无望偿还已有的债务，更没有可能兑现自己对公民的承诺了。希腊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国家，成了短期工作、长期罢工、提早退休、连续逃税的代名词。通常来说，一个国家沦落到希腊这样的地步，会通过否认债务或货币贬值来应对危机。但作为欧元区的一员，这些做法希腊一样也不能采用。

这一事件导致的政治与经济危机，使欧洲连年稳居全球经济新闻头条。这对美国来讲倒是幸事，欧洲的诸多问题对美国而言，无异于天赐良机。希腊首都雅典大街上游行的人群不仅是经济恶化的醒目标志，还使恐惧蔓延，令整个欧洲大陆深陷泥潭。这样的剧变使许多投资基金转而越过大西洋，去寻找更安全的避风港。于是，在美国经济亟须支撑之时，大量资金及时涌入美国。讽刺的是，许多经济学家对此的评论居然是，欧洲的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负担，然而实际上，这些问题带给美国的明明是一种福祉。

尽管希腊的经济状况远不能跟美国相提并论，但并不是整个欧洲大陆都不如美国。事实上，德国（毋庸置疑是推动整个欧元区发展的经济强国）的经济状况远好于美国，但欧元区至少得共同面对债务管理失控的困境。美国政府也要做出与欧盟类似的努力才行。虽然欧洲的政治联盟仍有待完善，至少该组织还没有为欧洲开出那一剂最危险的经济药方：量化宽松。

2008年之前，量化宽松这一概念尚未普及，只有大学经济学系的学生听说过。而过去几年间，量化宽松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影响股票、债券和房地产走势最重要的因素。尽管很多人知道美国依赖量化宽松，但很少有人真正看透其本质：向金融市场注入新的资金，以推动价格上涨。实际上，量化宽松不过是通货膨胀的一种委婉表达，它也成为美联储将政府债务货币化的隐秘手段。

但想用量化宽松政策来修复萎靡的经济，就好比企图用汽油去救火一样，汽油越多，火势就越旺。如果不知道汽油具有可燃性，你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火没扑灭是因为汽油的量不够大。要是这样的误解不消除，形势就会持续恶化，直到火势失去控制。这不正是美国当前经济状况的真实写照么？！

正如本书前文所述，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消费会促进经济增长。增加货币供应量固然会鼓励人们消费，但对扩大需求却毫无裨益，而需求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

占领华孚街 #

在经济发展的迷茫期，收入的减少和对未来的恐惧会限制众多购物者的消费行为，此时，物价下跌会激起人们再次消费的欲望。所以，物价的确会对低迷的经济产生自然的刺激。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物价暴跌。尽管许多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当时暴跌的物价是那场大萧条的诱因，而非其产物，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当人们找不到工作时，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下降至少会带给他们一些安慰。按照那些经济学家的说法，如果人们必须同时面对上升的失业率和上涨的物价，他们的日子能好过吗？

与20世纪30年代那场大萧条不同，在2008~2010年的经济衰退期，生活消费品的价格从未下降。考虑到当时的经济混乱是由人们对投机极度狂热所导致的，古典经济学本来可以预测到这场混乱过后会出现通货紧缩现象。但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阻止了这种有益的经济衰退的发生。于是人们只能同时面对经济紧缩与通货膨胀两种困境。

遗憾的是，美国人的记性总是很差。过度的借款与支出导致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投机泡沫，全美经济因此几乎崩溃，而似乎人们转头就忘了这些。到头来，美国人依旧欢迎那些政策以及更多同类政策，还指望它们将我们拉出经济衰退的泥淖。听上去，这样的计划当然比另一个方案（明显不讨好的选择：消费不足、拒付债务、更高储蓄）更加容易。这就好比以毒攻毒的解酒方一样，以为宿醉之后最好的醒酒方法便是在清晨再来一口烈酒。但只要有酒鬼，这个借口就一直奏效。其实有时候，宿醉之后最好的解药就是一杯黑咖啡外加几片白吐司面包。

2008年房市崩溃前夕，美国用巨额借款建设和售卖房屋，而实际上人们并没有那么大的需求。事实证明，这些钱用错了地方。正是由于我们把钱花在了不需要的东西上，所以才没有足够的钱来换取我们真正需要的，比如扩大工业基地。

政府并没有运用市场的影响力来调整泡沫经济，将其引向健康可行的轨道，成为能够持续有机增长的经济，而是一味使泡沫不断膨胀。经济崩溃后不久，政府借款数目超过了此前私营部门缩减的借款数目。

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于2008年年底和2009年实施。当时作为“一次性”计划，购买了大约两万亿美元债券，这些债券以住房抵押贷款和政府支持的机构作为担保。当时，许多“有毒”债券由那些最大的银行和投资基金持有，如果它们被迫在公开市场上倾售债券，其可能蒙受的损失会造成一片恐慌，市场也会随之瘫痪。若此时美联储主动介入，购买一些没人买的债券，市场就会如释重负。

然而，2010年第一季度，美联储的购买量逐渐减少，股票市场很快抛售一空。这时，有些经济学家开始警告人们将会出现经济“二次衰退”（double-dip recession）。同年11月，美联储又一次启动了量化宽松政策，包括更大手笔地购买国债，这一举措使得利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但似乎没有人关心美联储的下一个更大举动——购买最大规模的国债。在经典术语中，这个过程叫作“债务货币化”。通常这一举动被视为一个国家在绝望之时所做的垂死挣扎。但在这一案例中，这个举动不过被视作促进经济复苏的正当手段而已。

在2011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当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逐渐停止时，市场又一次出现好转的迹象。之后，美联储推出了“扭曲操作”（Operation Twist），即：将短期债务换作长期债务。这一计划失败后，美联储最终决定继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每月投入850亿美元，国债与抵押债券基本各占一半。

尽管长期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为股票市场带来诸多益处，也重新造就了房屋市场的繁荣，但这一政策对真正的经济发展却作用甚微。这就是为什么在股票与价格高涨的同时，失业率却始终居高不下，实际收入则陷入停滞。

美国最终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到目前为止，美联储是国债与抵押债券最大的买家。只要这个债主停止购买，两个市场中必有一个会受到严重破坏。这种依赖情形意味着美联储一定不能破产。这也是为什么关于美联储“退出策略”的预测，会让步于手段更为温和的量化宽松“递减”策略。就连那些警告也逐渐温和起来。他们能做的所有事情，就是尽力迷惑市场，使其相信将会有真正的“退出策略”。最终他们的蒙蔽能力也会走到尽头。

真正的问题在于，当最后关头来临时，美国会有更多的债务要应对。美国的经济对于量化宽松已黔驴技穷，剩下的只有债台高筑的困境。

今天的经济学家需要看清量化宽松的真正面目：它是延长经济衰退的办法，而不是促进经济复兴的良方。经过多年的失败，他们需要试试新方法。

无鱼不起浪 #

纵观历史，政府总是因为入不敷出而陷入困境。一旦这个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政府就要面临艰难的选择。

选项一，政府通过提高税收增加收入。这条路从来不受人民的欢迎，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很难通过。即便在集权主义国家（那里没有烦人的选举），增加税收也会带来很多问题。高税率总是会抑制生产，降低经济活力。税率是有上限的。税率过高，人们就会停止工作。如果继续提高，就有可能发生暴乱。

削减政府支出这个选项要好得多。然而，这样做往往比提高税收更困难。利益受损的人可能会投反对票，或者到街上闹事，那些认为自己理应获得利益的人尤为明显。政客们为了赢得选举做出无数承诺，而选民们也从来不考虑纳税人能否为这些承诺埋单。

为了避免这两种在政治上不受欢迎的选择，一些政府选择拒绝还债。也就是直接告诉债权人，我们不能全额偿还。如果债权人都是外国人，这就是个很容易做出的选择。从政治上来说，与其增加税收并剥夺国人的利益，还不如失信于外国人。 对于政治领袖来说，拒不还债当然令人难堪，因为这相当于正式承认自己没有偿付能力。为了避免这一窘境，很多政客索性选择印刷钞票，引起通货膨胀，使债务贬值，等于换一种方式偿还债务。通货膨胀一向是最容易做出的选择，通常也是最后的选择。然而，选择这一方案虽然开始时好像很容易，最终却要付出最惨痛的代价。

政府可以利用通货膨胀避免艰难的抉择，还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赖掉债务。政府可以通过加印钞票在名义上偿还债务，但是这样做的代价是本国货币的贬值。债权人收回了债务，可是却不值多少钱，如果碰上恶性通货膨胀，则会血本无归。 通货膨胀不过是把财富从以某种货币储蓄的人手中转移到以同种货币负债的人那里。如果遇到恶性通货膨胀，存款就会变得一文不值，负债却一笔勾销。（拥有固定资产的人情况会好一些，因为与以货币形式储蓄不同，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会暴涨。）这样的事情以前发生过不止一次：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南部邦联，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20世纪40年代的匈牙利，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阿根廷和巴西以及现在的津巴布韦。在所有的这些例子中，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以及随后的经济灾难的原因都惊人地相似。这些国家都是通过降低货币价值偿还巨额外债，结果，本国的人民陷入了赤贫之中。

现在的美国如果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它必将成为有史以来“获此殊荣”的最大最发达的经济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到目前为止，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一直是美国手中的王牌。也就是说，哪怕基本面再差，世界各国还是会接受美元。然而，一旦失去储备货币地位，美元的下场就会和其他已经崩溃的货币一样。

美国必须正视这些可能性，并在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之前，及时悬崖勒马。